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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元宵节吃什么,车站

2019年03月25日 19:52:28     作者:admin     分类:趣闻中心     阅读次数:139    
扒一扒“科学真理”的皮

所谓的“现代文明”实则由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文明演化而来,表面上是反基督教的、反宗教的,而实质则继承了其虚假预设的基本思维、基本理念,而进行了新的虚假预设。象昔日基督教认为上帝为最大实在一样,现代文明则将新的虚假预设认定为最大的真实。

现代文明中的最大的新的虚假预设就是“科学真理”,直接继承自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象所有的一神教一样,都虚假地预设了一个抽象的绝对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处于世界之外,具备绝对权威,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支撑者。这样真理就被神化了,就是最高的神,就是上帝。

现代文明对基督教虚假预设的反对,并不是彻底的,只反了一半,而保留了另一半。反的只是真理的神的形象,以及绝对超越性,但并没有反作为虚假预设的真理本身,而是完整地继承下来,摇身一变,成为“科学真理”。

“科学真理”与上帝一样,在本质上都包含着虚假预设,但与上帝相比,又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科学真理”没有神性,没有神一样的情感和意志。二是,科学真理尽管具备超越性,但是又允许人的参与,人通过实验研究,可以发现之,然后操纵之。

也就是说,“科学真理”虚构成分较之上帝为少,而且又允许人的参与,能够带来“实效”,能够进行“实证”,因此就让人相信,“科学真理”的确没有骗人,是真实的。

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真理”允许人的参与,这种理念的出现是非常晚的,是19世纪中期的事,也就是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时候。最大的证据就是马克思曾经说的一句名言:“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句话对欧洲而言非常重要和伟大,以至于后来被镌刻到马克思的墓碑上。

马克思这句话的实质内涵,是西欧关于真理观念的改变,也是虚构的真理从上帝到科学真理之转变过程完成的标志。“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并非说以往的西欧哲学家都是笨蛋,也并不意味着以往的欧洲从未发生改造世界的事,从未发生技术的进步。

“以往的哲学家”所持有的真理观,是上帝真理观,是绝对超越的,不允许人的参与。真理就是上帝,世界是由上帝凭籍真理所创造和支撑,人是没有资格去发现真理的,更没有资格去改造世界。对真理人只能信仰,通过信仰上帝而获得。至于改不改造世界,那是上帝的事。

通过从中国引进,此前的西欧当然有巨大的技术进步,当然有改造世界的事情发生,譬如被培根叹为观止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培根也极力主张对搞研发,发明新技术,认为“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却不敢说自己要改变世界,因为他的真理观依然是上帝真理观。

不说去改变世界,并不意味着没有做改造世界的事。并非直到人们有了明确的要改造世界的观念,直到听到马克思这么说,也知道去技术创新,才知道改变世界。人们一直在做,只是不这么认为而已,不这么说而已。

因此,马克思的这句话,其重要意义仅仅在观念上,在真理的观的改变上。

19世纪中期,是西欧对上帝的信仰真正崩溃的时候,也是“科学真理”观正式形成的时候。马克思生逢其时,也是推翻上帝的重要参与者,是“科学真理”观的重要塑造者。

明白了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就会明白,技术的进步,技术创新,与“科学真理”观是两码事。决不能认为,是“科学真理”导致了技术进步的发生。人类一直在技术创新,而“科学真理”观的出现则是很晚很晚的事情。

也可以这么说,技术创新是实,科学真理观是虚。科学真理实际上继承自上帝的虚构本体,然后套在了技术创新的头上。这样就产生了误导,让人产生了两种错觉。一种错觉是,误将技术当真理。或者说错误地对技术研究进行了拔高,将技术拔高到神圣的真理的层次。另一种错觉是,认为科学真理是技术的创造者,要技术创新必信奉科学真理。

其实科学真理和技术创新是在本质上不同两件事。技术属于“器”的层面,属于形而下的层面,而科学真理则属于“道”的层面,属于形而上的层面。在中国传统中,“道”和“器”的pescm区分,是很清晰而严格的,也是合理的。但是,无论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还是继之而起的现代文明,对“道”、“器”的区分则陷入了两个错误的极端。

在基督教中,将道义,以及一切知识只源头,都归功于上帝,而这个上帝又不仅是虚构的,而且是具备绝对超越性和绝对权威的。用现代的话,就是上帝不仅垄断了道义,而且也垄断了一切知识创造权。而人的知识创造权则被剥夺了。

而现代文明则滑向另一个极端,认为通过技术研究,可以发现神圣真理,人可以取得上帝成为世界的创造者、改造者。马克思说,问题的关键在改造世界,其实就是让人替代昔日的上帝。这样就给技术研究披上神圣真理的外衣。其实技术就是技术,技术当然可以增加人的便利,这是好事。但是,给其加上真理的黄袍,拔高到神圣真理的层级,拔高到“道”的层次,就有问题了,就是虚构的和假面骑士555迷失的世界骗人的。

基督教神学设计的核心要义是,为道义在一神教世界提供一个安放之所,一个崇高价值。因此,上帝实际上也有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楚乔传蒙枫结局是道义本身。第二部分,是道义的安放之所,或者说承载道义的容器。

用《圣经》的话来说,上帝就是“义”。而人本身是没有“义”的,人只有通过信仰上帝,才能获得“义”,才能由“罪人”变成“义人”。这就是基督教的最核心神学原理:“信称义”。

因此,对于上帝而言,并非全部是虚构的。道义本身的确是实有的,而且对人类社会也是最具备崇高价值的。但是,作为道义的载体的部分,却是虚构的。即上帝的绝对超越人间的、永恒存在的先验实在部分。

也就是说,基督教只是错了一半,另一半则是无比正确。基督教倡导人们心中要有“义”,要做一个“义人”,要认为“义”是人间最神圣、最有价值的东西,这都是绝对正确的。错误的只是,他们为“义”虚构了一个绝对超越人间的先验载体、容器。

同时,相配套,他们还虚构了一个神的世界,即“天堂”、“天国”,或者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认为道义只存在于这个虚构的天国,一切真善美,一切真正的知识也都存在于这个虚构的天国,而人间则是没有的。人的意义只是在于,仰慕这个天国,以及死后进入天国。同时,在人间的人只有通过信仰上帝而做“义”事,成“义人”,死后才能获得进入天国的资格。

从目前的资料看,这一神学设计并非犹太教的首领摩西所首创,其最早是出现在古埃及的中王国时代,这对当时的埃及影帝复仇记来说,是一种新思想,就是以奥西里斯审判为核心的奥西里斯教。古埃及的中王国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五帝时期,尤其是五帝晚期的尧舜时期。

按“蔡氏史学”的文明周期交流理论,这个时期恰恰是中西文明再一次的大交流融合时期。尧舜时期是全球文明历史中,政府形成的时期,当时全球文明主要是东亚中国,及西亚北非的古两河与古埃及。这也是文明中西文明交流的结果。

中国的道义概念西传,古两河文明藉此形成了成文法的法律思想,古埃及藉此,设计了道德审判,但此时依然是多神教。此时中国也将对来自西方的多神教进行改造,形成一神教的母体——上帝教,并成为政府的组成部分,为三代时期的政府所一直尊奉。

摩西的一神教出现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据蔡氏史学”的文明周期交流理论,这是又一次中西文明交流的结果。犹太一神教实际上是当时“三教合一”的结果:古埃及的以奥西里斯审判为中心的多神教,古两河的以法律为中心的多神教,以及中国一神化、抽象化的上帝教。以中国上帝教为主体,并吸收了古埃及的道德审判原理,和古两河的成文法神学。

无论如何,一神教的最初出现都是在中国尧舜时期,道义的概念在西方的首次出现也是在这个时期。而且在西方,道义一直是依附于神学,依附于神的。实际上更明确的道义的概念则是起于犹太一神教。

扒一扒“科学真理”的皮

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道义的起源、属性以及表达问题。从整个人徐冬冬15类历史来看,道义的概念最早在中国出现。中国文明从其本质,就是道义的文明。道义是在文明之初就有了,是中国文明开始的标志。同时,在道义产生之后,就发明了独立的道义表达系统,就是“文系统”。“文系统”又包括两个子系统,易经八卦符号系统,以及契约符号系统。契约符号系统就是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系统。

相对于西方,中国的道义不仅是时间上早,更重要的是其独立性。道义是独立存在的,而不会依附于外在的任何东西。道义的之所以独立,因为我们的传统认为道义本于人的内心,或人的心性,而人的内心、心性则是独立的。

孟子直接说:“心之同然者,谓之理也、义也”。即道义不过是“心之同然”,就是大家的内心都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即共识。孟子还说,“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得”就是得到“义理”、“道义”。即道义不过是人心的思考和判断结果。孟子还提出了“四端”之心的概念,认为道义实则是心性的基本属性,基本功能。孟子还进一步提出了“义内”的概念,就是说“道义”存在于人心之内。

同时,孟子认为,是历史中的上古圣人,提出了道义的基本原则。古圣人也是与我们一样的人,只不过是“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因为历史上古圣人比我们早,因此很早就悟出了这些道理。

总之道义、义理实则为人心的基本属性、基本功能,只要人顺应自己的本然心性,所发出的意念一定是道义的,一定是善的。因此,《中庸》说:“率性之谓道”,顺应自己的真实本性,就是道。

孟子的思想并非孟子的创新,而只是对中国自古以来的道义观的总结。同时,中国在文明之初,又发明了道义的表达符号——“文系统”。文就是表达道义的符号系统。

中国对道义的属性的认知,对道义表达载体的设计,显然是真实的,而没有虚构。在对道义的起源上,认为是人心思考的结果,是古圣人思考的结果。在对意的表达上,又设计了作为抽象符号的“文”。

也就是说,道义产生于人心之内,历史之内,而非人心之外,历史之外。同时,“文”只是表达道义符号,是道义的载体,绝非文创造了道义。

因此,在中国传统中,是“道义”、“心性”合一的。孟子认为道义是人心思考的结果,也是人心的基本属性。道理宋明理学时期,则提出了“性即理”、“心即理”的概念。

实际上,性-理、心-理本来就是合一的,是无需说的,一旦说要性理合一、心理合一,那就已经出现分裂了,已经为二了。因此,宋明理学也是存在问题的。这个问题不展开了。

《周易 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和书契都是契约,更准确地说是契约符号。“结绳而治”就是“契约而治”,就是“文治”。契约符号就是文,都是表达道义的工具。因此从本质上说,也都是“道义而治”,“道义”是秩序的基础。即是说,中国的上古时代,是一个“契约时代”、“文时代”、“道义时代”。

同时,《老子》、《庄子》都对契约时代进行了记载。《老子》第80章,甚至对契约时代的社会状态做了具体描述,认为这是“至德”、“至治”的时代。其中最著名就是“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至死不相往来”。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在描述契约时代、道义时代。其间,老子提出了最大的梦想:“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这些记录说明,上古的中国存在一个真实而漫长的契约时代、道义时代、文时代,这样的历史却为西方所无。

一没有道义起源女人做爱的历史,二虚构道义表达的载体,三认为道义外在于人和历史,我们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道义的概念对西方而言,是外来的。来自哪里?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因为中国不仅拥有漫长的以道义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道义时代, 而且对道义属性的认知,对道义表达工具的设计更合理。

扒一扒“科学真理”的皮

前面说了,道义在西方的最早出现是在中国的尧舜时期,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在古两河,将道义设计成了成文法,而在古埃及则设计成了道德审判,两种都是基于多神教神学的,都是多神教的一部分。

在公元前2200年之前,西方文明则是没有道义概念的,是纯粹的多神教。到道义的概念传来之后,为了理解和接受,他们不得不将道义纳入多神教体系。就其效果来说,实际上是将道义的载体由原本中国的“文”,换成了他们熟悉的神,即由“文以载道”变成了“神以载道”。从这个意义上,神就成为一个表达道义的工具和载体。

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上古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道义时代”、“文时代”,而西方为什么却是一个多神教时代。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就是“神”的起源、宗教的起源问题。

通过研究古两河和古埃及所出土的考古资料,以及西亚其他地区的考古资料,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从目前的资料看,多神教的起源并不在古两河和古埃及地区,因为这两个地方原本是沼泽地,无法直接耕种,也没有野生小麦的分布。而是起源古两河的周边地区,这是一个被称之为“肥沃新月地带”的狭长区域,在西、北、东三面半包围两河地区,恰似一弯新月。其中最重要的是西部的黎凡特地区,这里也是地中海的东岸,以及北部属于现在土耳其东南部的区域。

肥沃新月地带是野生小麦的分布区,在正式耕种以前好几千年前,黎凡特地区已经开始靠着采集野生小麦,过上准定居的生活。但是,这里不仅面积狭小,而且生态脆弱。大约在12000年前左右,可能是因为大面积干旱,导致野生小麦的分布面积大大减少,甚至消失。于是,那些已经习惯和依赖于野生小麦的人们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聚落,而向北迁移,因为北边更湿润一些,野生小麦分布的多一些。就这样,他们来到了土耳其的东南部地区。

想想看,当野生小麦消失时,那些已经习惯和依赖其做食物的人们会是什么心情。一定是非常绝望和恐惧,而且这种绝望和恐惧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的。他们是多么地渴望野生小麦能够按时地发芽、生长和收获啊!

正是这种被断绝粮食后的集体绝望和恐惧,产生了系统的神学概念,这是多神教的起源。目前出土的最早的多神教西贵银的祭祀场所,或者叫圣地,来自土耳其东南部哥贝克力遗址。时间最早可以追溯至11000多年前,此时农业尚未出现。

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宗教起源于因生产力低下,而产生的对自然的恐惧。这个只说对了一半,宗教产生于恐惧是对的。但是并非什么因生产低下而产生。而是因为野生零食的断绝而产生。按前一种说法,宗教的产生对人类就是普遍性、必然性的。但实际上,宗教的产生对人类既不具备普遍性,也具备必然性,而只是特殊地区、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野生粮食的分布对整个地球而言是随机的,野生小麦就分布在西亚地区,野生小米就分布在中国华北,野生水稻则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华南及印度地区。对野生粮食很早就形成依赖的则只有两个地区,一个是西亚,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华北。但是,遭遇野生粮食断绝危机的,则只有西亚。中国华北的幅员比西亚的新月地带辽阔的多,土壤也要肥沃的多。尽管那里也很早开始依赖野生小米,但是,从未遭遇过大规模断绝的危机。因此,集体性的恐惧并没有在中国lreland上古时代出现。

总之,是生态不稳定导致野生粮食断绝,野生粮食断绝则引发集体恐惧,这是多神教出现的原因。因此,宗教恐惧其实就是粮食恐惧,生态恐惧。仔细研究古两河、古埃及的资料,更能够清晰地认识这一点。

古两河、古埃及的神实际上可以分为三大类,但其主旨则相同的,都是为促进生态力,促进生态循环的,从而促进植物生长循环的正常展开,最终是确保野生粮食的收获。当然农业出现后,就是针对农耕的粮食的。总之,粮食才是多神教关注的核心。

第一类是植物神,在古两河叫塔穆兹神,在古埃及叫奥西里斯神。按古两河的神学设计,塔穆兹这位神灵,在一年中,半年生长在地上,半年生长在地下。春夏在地上,秋冬在地下。每当深秋到来,塔穆兹神要进入地下时,人们都要举行痛哭仪式,对塔穆兹神进行哀悼。实际目的是召唤、确保他在来年的春天能够顺利地再次回到地面。对塔穆兹的痛哭仪式就是著名的塔穆兹哀歌。这也是“哭灵”的起源。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则将这种仪式只用于对逝去亲人的哀悼。

在古埃及,奥西里斯神的主要特征则是死而复活,显然这是指植物在冬天死亡,在春天发芽的生长循环。后来基督教将这种死而复活的神性移植到耶稣身上。除此之外,“感谢主,赐我食”的祈祷词,也显示基督教对原始宗教的接续。

第二类神是太阳神、月亮神。之所以构造太阳神和月亮神,因为那时的人们认为植物的生长循环是受太阳和月亮循环的控制,尤其是太阳循环。太阳神崇拜在古埃及更为盛行,其神学设计也能看出其深深的生态恐惧。太阳神一日的运行轨迹被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在天上尼罗河,一部分则是在地下尼罗河。

每天早晨日出时,太阳从在东方出口处,由地下尼罗河进入天上尼罗河。傍晚日落时,自西方入口处,由天上尼罗河钻入地下尼罗河。地下尼罗河属于“冥府”,里边有很多妖魔鬼怪。太阳要想顺利通过地下尼罗河,必须与里边的妖怪搏斗,战胜之。否则,就通过不过。这意味第二天太阳就不能照常升起。这意味着,在古埃及人的认知中,每天的太阳升起,都是一个概率事件,而非必然的。

连每天太阳的正常升起,都感到怀疑和恐惧,这是多么大的恐惧啊。由此,我们不禁会想到“杞人忧天”这个成语。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中,如果担忧天会塌下来,是很神经质、很怪异的是。但是,在古埃及,这却是一种共识性观念。

为什么中国人感到是绝对稳定的日出日落,在古埃及、古两河却被怀疑和恐惧。显然,这种恐惧并非来自太阳本身,太阳本身的确是稳定的,而是来自生态不稳定所导致的粮食生产的不稳定性,古埃及人将这种粮食恐惧和生态恐惧投射到太阳身上。

第三类神是生殖器神,就是将女人或男人的生殖器直接当成神。对现代人而言,生殖器代表着性欲和淫秽,不能轻易显露的。现代人的这种观念也成为正确理解古埃及、古两河地区生殖崇拜的实质。其实,生殖神与植物神、太阳神都是一样的,都是对生态力的崇拜。希望增强生态力,保障生态循环的进行,最终保障粮食供给的稳定。多神教认为,生殖器中生孩子的能力,与支撑生态循环的生态力是存在密切联系。通过崇拜生殖器,可以增强生态力。因此,生殖器崇拜的实质还是粮食崇拜,而非生殖崇拜,为了多生孩子。

总之,多神教出现的根源在恐惧,但是不是一般的恐惧,而是在已经依赖野生粮食的情况下,对因生态不稳定而产生的粮食断绝的恐惧。神的出现,神的被虚构,就是人们在这种集体恐惧所产生幻觉。但是,恐惧的心理让人们以幻觉为真实,以虚构为真实,而且是重要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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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起源于野生粮食时代,正是凭借采集和利用野生粮食,人类可以获得稳定的食物保障。因为粮食易于保存,而保存起来的粮食也需要一个固定居所。这样定居生活调教道具就出现了。定居生活让人产生稳定的秩序概念,也让人去追求心理的安适。

野生粮食文明,在地球上的出现是随机的,因为野生粮食的部分是随机的。野生粮食首先在东亚中国和西亚黎凡特地区出现,乡孽畸缘因为只有这里分布着大面积的野生粮食。美洲的玉米要到更晚的时候才被人所发现和利用。

但不同是,中国生态稳定性要比西亚高的多,因此,尽管这里也在正式耕种以前的好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以野生小米为食物了,并且藉此开始了定居生活,但是,这里并未出现野生小米鸿毛饺子系统性灭绝的情况,中元穴因此这里的人们没有历经西亚人所经历的粮食断绝的恐惧。这导致在中西文明在起点上的不同。

肥沃的土壤使得野生小米能够稳定供给。从南方传来的陶器,可以让食物更可口,也可以通过高温处理,让死,元宵节吃什么,车站本来不可使用的潜在食物变成可食用,扩大了食物来源。同时,蒸煮也可以消毒,让食品和饮水更卫生。甚至利用陶器蒸煮,人们开始探索和寻找治病的草药。这一切都为黄淮的确野生小米社会的生活提供了稳定的保障。

就这样文明在这里诞生了。按传统文献记载,这样一个时代就是伏羲时代,其中心就是现在河南周口的淮阳地区。伏羲时代的中国人创造了两个伟大发明,一个是易经,另一个以结绳为形态的契约。易经的八卦符号和结绳符号就构成了“文”。

“字”在中国历史中出现非常晚,但是“文”则在文明的一开始就存在。因此,中国管文明叫“文”明,管文化叫“文”化。在易经中,“文”就是卦象,在契约中,“文”就是结绳,后来又出现了书契。

《周易 系辞》说:“立象以尽意”。契约的功能则是记录契约双方的共识性的“意”。其实无论易经的八卦符号,还是结绳符号,都是表达共识性的意。共识性的意,就是“理”、“义”,就是道义。

在人类文明中,正是出于野生小米时代的中国,独立的“意”概念出现了,独立的“道义”的概念出现了,同时为了表达“道义”,又发明出了独立的抽象符号系统,即“文系统”,包括易经八卦和结绳。

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生态循环是高度稳定的。稳定到什么程度,稳定到压根无需去关注,稳定压根没有意识到它有多么重要,甚至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正是在超级稳定的生态背景下,在文明之初,中国人所关注的仅仅是人自身,个人的“意”,以及群体的“公意”、即道义。同时那时的中国人认为,“意”、“道义”都有一个发出主体,叫做“心”,“心”的稳定性叫“性”。

这就就出现了“意”的独立、“道义”的独立,当然也是“心”的独立、“心性”的独立。中国文明的核心,就是维护“意”的独立和自由、“道义”的独立和自由,“心性”的独立和自由。“意”、“道义”、“心性”三者是一回事,或者说是“三位一体”。

当然,世界中也有变化,但是,在高度文明的生态保障下,那时的中国人认为,变化本身也是很稳定的。他们认为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是成对的,然后有用数字的单双、奇偶来表达矛盾的双方。矛盾双方是相互依存,而且一直在做相反相成的变化。奇偶永远并存,奇极必偶,偶极必奇。否极,泰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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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明内核在农业出现之前已经成型,而且出现了东西两套不同的文明系统。东亚中国的道义文明系统和西亚的多神教系统。

在中国的道义文明中,出现了独立的“意”和独立的“道义”,同时也出现了对道义进行表达的抽象符号系统,即文系统。无论是对道义,还是作为道义的表达的文系统,都是真实的、自然的,没有虚构的成分。

而在西亚的多神教文明中,已经意识到“意”的存在,但是由于存在严重的恐惧情绪,使得他们未能出现独立的“意”的概念,从而也就不可能出现独立的“道义”。同时,由于缺乏“意”的独立,他们也无法发明出独立的意的表达符号,而是搞了一套多神教式的表达系统。多神教表达系统核心元素就是虚构的神,在虚构的神中,实际上“意”和意的表达工具合二为一的。神既包含着“意”,同时也包含着意的表达工具。

由于神是意和意的表达工具的合一,而意又是不独立的,因此,多神教中,就将“意”外化了,将本来属于自己的“意”,外化到神的身上,从而成为神意。在对生态不稳定极度恐惧的情况下,他们的“意”所关注的主要对象不是人,而是控制生态循环的生态力。但是生态力又完全独立于人。因此,他们便以生态力为核心,虚构造了神。

因此,在多神教中是没有明确的道义的概念,而只有以生态力为核心的神的概念。同时又将人的情感和意志,赋予给神。人的任务就是帮助神增强其内在的生态力,以及服从神的意志。社会秩序的维护,都会借助神意来实现。其实神意就是人意。这个虚构的神就成为多神教文明的核心,也被人认为是最大的真实,最崇高的真实。

此后中西两系文化并行发展,并没有太多交集。但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情况开始突变。因为在西亚和东亚中国之前,一个新的文明成型了,就是中亚东欧草原中的游牧文明。草原的人口承载能力有限,而且游牧对土地面积的需求本来就大。由于没有稳定的生活,游牧文明并没产生出秩序的概念,而知注重个人的,或者亲族的财产的保护,而主要的保护手段,就是暴力。暴力被用于保护自家的财产和掠夺别家的财产。同时,阿拉伯半岛上也兴起了游牧文明,但是规模远比亚欧草原为小。

但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或者4000年前,人口的增长让这些游牧不断地向外扩张,最后,开始与西边的西亚文明,和东边中国文明接触。贫穷但具备暴力掠夺习性的游牧人,对东西两大文明的财富非常羡慕,然后大规模的掠夺和入侵便开始在人类文明中出现。草原的人口扩张大约500年发生一次,人类社会从而也就500年一周期地发生巨变。

中亚游牧的定期扩张,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人类文明三元素的大交流、大融合。西方的宗教元素、东方的道义元素、中亚东欧游牧的暴力元素。西方的多神教传入中国,而中国的道义则传入西方,中亚东欧游牧的暴力元素则也分别传入中国和西亚。直接进入东西两大文明的游牧人便被同化,同时,中亚东欧游牧还向人烟稀少的新地区殖民,一个是南亚的印度,一个是欧洲。这样在原本的西亚、中国之外,便产生了一个新的衍生文明——印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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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元前3500年之后的人类历史,就是人类文明周期性交流融合的过程。在文明的三元中,中国道义文明和西亚的多神教文明,都是秩序文明,都讲秩序,尽管秩序的基础和类型不同。而中亚游牧的暴力,则属于混乱因素。人类文明交流的实质,是一个秩序对抗混乱,消除混乱的过程。即中国道义因素和西亚的宗教因素联合起来对中亚东欧暴力因素的对抗。同时也是一个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形成的过程。

在周期性的新秩序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秩序因素,而在秩序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中国的道义因素。公元前3500年来,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周期性文明交流和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也一个新秩序不断形成的过程,一个不断道义化的过程。

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国和西方又表现出根本不同。中国新秩序实际上是一个以自身的道义去同化外来的宗教和暴力因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自身道义文明是主体、主导。整个历史过程就表现为一个周期性循环过程。先是受外来的宗教和暴力因素影响,而偏离自身的道义文明,然后又将外来因素同化,向自身的道义文明回归。整个历史演进就表现为时代、朝代的更迭,是新的时代、朝代去替代旧的时代、朝代,但文明本身则没有变,一直是中国文明。

西方的新秩序形成过程,则是一个不断道义化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宗教元素含量逐渐降低,而道义含量逐渐上升的过程。因此,西方的新秩序形成过程,就是逐渐的阶梯式上升的。整个历史的演进就表现为文明的更迭,旧的文明消亡,新的文明诞生。

再次总结一下,公元前3500年之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秩序对抗混乱、暴力的过程。秩序的一方是中国的道义和西亚的宗教,而混乱和暴力的一方则是亚欧草原游牧。秩序对抗混乱,最终取胜的是秩序,因此秩序是主导性的一方。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就是秩序不断战胜和消除混乱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秩序,尤其是西方的秩序,也是不断更新之中。在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则是中国道义秩序与西亚宗教秩序的对抗。而在对抗中取胜的则是中国的道义。整个西方的秩序的不断进步和更新,其实质就是不断地道义化:宗教因素在降低,道义因素在提高。

因此,整体而言,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道义化的历史。这个西方是指中国之外的所有文明。中国在亚欧大陆的最东边,其他文明都在中国西边。

以道义化的视角去看,西方的历史整体上就分成四大阶段。

第一大阶段,纯多神教阶段。尧舜时代之前,即公元前2200年前之前,西方的秩序都是纯多神教秩序,而没有道义的概念。在纯多神教的神中,主要的神性是生态力。

第二大阶段,嵌入道义的多神教时代。在尧舜时期,古两河和古埃及的多神教中开始引入道义概念。道义以法律的形式被嵌入古两河多神教,以道德审判的方式被嵌入古埃及多神教。这样多神教的主要神性中,就有了道义的元素。此时,多神教中神性就是生态力与道义并存,但是还是以孙乐弟生态力为主。

正是因为有了法律和道德,尽管相对比较次要,也使得古两河和古埃及有了用于指导人间秩序的道义原则。因此,也是自那时起,这里才有了真正的政府,此前的被误认为政府的,实则是宗教组织。即尧舜时期,是全球范围的政府的形成时期。中国出现了尧舜政府,古两河则出现了以有谢佩诗法律元素的政府,古埃及则出现了有道德元素的政府。

第三大阶段,一神教阶段。一神教在西方的出现是在中国商朝的早期,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左右。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都呈现出了一神化的趋势。除了最著名的犹太教外,当时已经处于新王国时代的古埃及,也进行了一神化的宗教改革,即埃赫那吞改革,但却流于失败。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所信奉的婆罗门教也具备强烈的一神化特征。侵入古两河的加喜特人,侵入希腊的迈锡尼人,尽管对其宗教没有留下资料,但是他们和雅利安人一样,都是游牧背景,可以推断其宗教也应该与婆罗门教一样,gayhot具备一神特征。

一神教与多神教的不同,不仅仅是神的数量少了,更主要的是,神的性质变化了,数量的从多减到一,只是性质变化的自然结果。一神教之前,并非纯多神教,而是嵌入道义的多神教。在其神性中,是生态力和道义并存,生态力为主,道义为辅。而在一神教中,则废除了神性中的生态力,而只保留了道义。因此,一神教替代多神教的实质,是一次跃迁式的道义化。上帝成了道义的化身,成为道义的载体。道义是唯一的,因此上帝也只需一个。道义是抽象的,因此,上帝也是抽象的,而坚决主张“去偶像化”,废掉多神教的神像和神庙。

西方世界的一神教加速推进,则是从基督教的出现开始。这是公元一世纪的事情。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的出现则第二波加速西方世界一神化。到了9世纪左右,随着伊斯兰教全球大规模扩张的结束,西方世界的一神教也就是基本完成。

第四大阶段,现代文明阶段。从一神教到现代文明的跃迁,与前两次跃迁一样,也是进一步道义化的结果。这次道义化,更强调其发生的真实性,更强调人自身的参与性。前面我们已经分析指出,道义本质上就是“意”,只不过是共识性的“意”,因此道义一定是由人由人心所发出的,道义的形成一定一个人的参与过程。而不是在一神教中所认为的那样,道义源自上帝, 为人所本无,为人间所本无。

因此,就西方而言,现代文明的最核心特征是,打倒了上帝,推翻了上帝。建立了以人心(理性)为本体的哲学,进一步建立了更强调人的参与性的科学。在科学中,人不在仅仅是真理的信仰者,而是通过实验研究,可以去亲自发现真理,而且可以象昔日的上帝一样,操纵真理,去改造世界。

总结一下,自公元前3500年前以来,整个西方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道义化的历史。所谓的道义化,从秩序和理念上来说,就是道义对宗教的替代。道义的含量不断上升,宗教的含量不断地下降。道义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替代宗教,根源在于道义是真实的,而宗教中则包含着虚构。所谓的替代宗教,其实是让宗教中的虚构成分不断降低。

因此,从纯多神教,到嵌入道义的多神教,再到一神教,直至现代文明,其中的神学虚构因素是在不断地降低。但是,到现代文明这一步,并没有降至零,依然包含着相当程度的虚构因素,无论哲学,还是科学都如此。因此现代文明绝非是西方社会历史演进的终点,还会象以往所发生的那样,继续降低宗教性虚假因素,直至为零。

扒一扒“科学真理”的皮

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判断和衡量一个文明中虚构性因素?说多神教的神是包含着虚假因素,说一神教的神也包含着虚假因素,对现代人而言,都是无需解释的。但是如果说,现代文明中也包含宗教性虚假,很多人肯定难以理解,难以接受,上帝不是已经被打倒了吗?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判断和衡量文明中的是非存在虚构因素。第一个方面,是看“心正”与否。第二个方面,是看“意”是否真正独立,以及相应的意的表达工具是否真正独立。

先谈“心正”问题。

“八条目”是《大学》的核心,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位列第四。“正心”的实质含义,就是让内心不受不良情绪的干扰和左右。一旦受不良情绪的控制,人的判断就会受其影响,判断的结果就会失真,就会包含着虚构、虚假因素。因此,“正心”是确保判断为真的基本前提,也是确保判断中不含虚构因素的前提。故而,一个文明是否实现了“正心”,是否不受不良情绪的控制,就是判断和衡量其中是否包含虚构因素的标准。

《大学》对“正心”有段解释的话:“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野龙生存技,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直接指出了影响人判断的四种不良情绪:忿懥(愤怒)、恐惧、好乐、忧患。一旦受这四者中的某一种情绪的控制,就会“心不在焉”,心就会被不良情绪所牵制,被其带跑了。

《中庸》中有一句话也是在谈这个问题,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也是四种情绪,“喜怒哀乐未发”,就是没有产生这四种情绪,而处于一种很平和放松的状态,此时所产生的判断就是“中”的,即使合理的、真实信易闪借的,没有偏驳虚假的成分。“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是说即便有了这些情绪,但是并没有受这些情绪所控制,而是自己保持了节制,让情绪的表现很合理,并没有影响自己的判断,这个就是“和”。

因此,“中”“和”实际上是“正心”的结果,即判断的合理、正确、真实,没有错误,没有虚假。

宗教中的虚假因素的出现,宗教本身之所以会出现,以及宗教能够碧海雅韵在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内维持存在,根源就在于,西方文明没做到“正心”,而是被不良情绪所控制,这种不良情绪就是恐惧。深深的恐惧,让西方文明产生深深的依赖感,于是幻觉式的虚构就发生了,虚构出可以依赖的神。被恐惧控制的人们,反而会以虚构的神灵为最大的真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文明实质就是恐惧文明。宗教的虚构性就源自恐惧情绪。西方历史中所发生的道义替代宗教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信心逐渐增强,而恐惧不断降低的过程。多神教文明的恐惧最严重,因为所恐惧的是生态不稳定,恐惧的是来年的植物不再发芽,明天的太阳不再升起。

一神教的恐惧比多神教降低很多,信心上升很多。因为在一神教中,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生态的循环归上帝管。上帝给人类立了一个约,只要人信仰上帝、听上帝的话,上帝就确保生态的稳定,粮食的丰收。因此,在一神教中,昔日所存在的生态恐惧消失了。尽管比多神教降低很多,但是依然存在严重的恐惧,而且其立足点依然是恐惧,甚至在故意制造恐惧。因为基督教宣称,人本来是罪人,必须通过信仰上帝,才能由罪人变成“义人”。如果人不信仰上帝,上帝就会对人进行惩罚,死后就要下地狱。

之所以说,现代文明中依然存在神学式的虚构因素,原因就在于,现代文明也没有做到“正心”,也依然受到恐惧情绪的控制,尽管这种恐惧较之一神教要小的多。

从根本上来说,恐惧源自内在的信心不足,源自不自信。因为信心不足,所以才产生幻觉,虚构一个外在的依赖。这就是虚构性的宗教因素、神学因素。

尽管现代文明在形式上废除了宗教,但是,并没有让基督教所遗留的恐惧真正消失,没有让基督教遗留的对上帝依赖感真正消失。这种依赖感就残存在对“科学真理”依赖中,残存在对外在的制度和法律的依赖中,残存在对物质财富的依赖中。也就是说,科学真理,以“民主”为核心的制度和法律,经济财富,都不是真正真实的,而是包含着神学式虚构,一如上帝中所包含的神学虚构一样。

现代文明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是一种恐惧文明,受恐惧情绪的控制。正式因为恐惧,才执着和依赖于科学真理,执着依赖于外在的制度,执着和依赖于外在的物质财富。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就是,现代化之后的中国,对经济失速的恐惧,对财富缺失的恐惧,显然比传统的中国增加了,甚至暴增了。这种恐惧感的增加,与财富的绝对量无关,而是因为不同的财富观。现代的财富观对财富赋予了一种更崇高更必然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本身则是由恐惧所产生的虚构。

下面看判断和衡量文明中的是非存在虚构因素的第二方面:“意”是否真正独立,以及相应的意的表达工具是否真正独立。

“正心”就是确保不受不良情绪的影响和控制,从而能够产生正确的判断。因此,“正心”其实就是确保心的独立性。但是,对人而言,心是直接感受不到的,而只是一个逻辑推断的结果。“心”并非生理上的心脏,而是一个抽象的思维主体。人能够直接感知的唯有“意”,而“意”的出现则是即时的、实时的,因此人们就认为,这些“意”应该有个发出主体,并命名这个主体叫“心”。

因此,心的独立,实际上就表现为心所发出的意的独立。或者说,心的独立等同于意的独立。

“意”的真正独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明确的绝对独立的意的概念。二是,要确保判断和选择的绝对独立。

意的绝对独立,是说“意”就是“意”本身,而不会与任何的外在的东西绑定在一起,与任何外在的事物都有清晰的界限。要确保判断和选择的绝对独立是说,一切事物都是判断和选择的对象,都是可以,也是应该被判断和选择的。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被判断而存在,而具备绝对真理性、绝对正确性。绝对的是人心的判断本身,任何事物都绝对地是人心的判断对象。

在现代文明中,即没有绝对的独立的意的概念,也没有绝对的判断概念。恰恰相反,独立的意是不存在的,意是和外在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与科学真理混合在一起,与外在的制度混合在一起,与物质财富混合在一起。反而科学真理、制度、财富这些东西是独立的,而人、人心、意却不是独立的。人的独立被绑定在科学真理上,绑定在制度上,绑定在财富上。这个情况与昔日的宗教时代并简沫顾少辰免费阅读无本质不同。

唯有意独立了,才有独立的意的表达符号。一旦意不独立,意就和意的表达符号混合在一起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真理、民主制度、经济财富,在现代文明中实际上也是“意”的表达系统。也一如在宗教时代,神也是意的表达系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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